一直有着“想写些什么”的冲动，但又不知道从何处下笔。正巧刚刚老板来找我，又一次语重心长地谈了一次话；那就由此而起，让我简单记录一下这次谈话的内容，以及我的所思、所想、所感吧。
如果要我对谈话的内容做一个总结，我或许会把她说的话拆分成以下三个部分：要我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该做什么。
What-要我做什么——检查工作，布置任务
首先，她找我聊了基础研究的进展。诚然，我能感受到她对研究结果基本还算满意，但她也说了“仍然认为还有一些问题”，并要求我在最近的组会上进行汇报。随后，她又说到了研究的“真实性”。因为这个研究的实验内容全部采取了外包的办法完成，或许也是因为这个，她对实验结果的真实性、唯一性（也就是公司把这个结果给我之后，是否还给了其他团队或个人）仍然保持怀疑，或者说，至少是一种让我感受到的不信任。作为团队的PI，她持有这种态度我能理解；但我更在意的，或许是一种“分裂”感，也就是她作为我的大导师，和我小导师对我要求之间的分裂。
这种分裂体现在诸多方面。譬如，我的小导师建议我结果单独找她汇报，而她则要求我必须在最近的组会上面向全体进行汇报。再譬如，我的小导师主动提出，并不是我软磨硬泡，将实验全部外包，以节省我的时间；而她似乎仍然认为外包工作并不是一个好做法，并反复提醒我要确保结果的真实可靠。对于我个人而言，我丝毫不反感在组会上汇报我的结果；但我的小导师似乎对此比较在意，我夹在中间十分为难。当然，我也有我的应对之道，虽然我不能保证我的策略一定正确，但似乎这也是我想到的唯一办法。我打算和小导师讲清楚今天她找我谈话的内容，并且和他（小导师）说明她（大导师）的想法，看看他如何回复我。
另外，她（我的大导师）似乎也觉得，得益于实验外包，我“不用泡在实验室，相比其他师兄师姐省下了很多时间”，并因此给我派了很多其他的任务，并且也都给了我一个相对明确的DDL（例如“我希望在7月份能看到你拿出…结果”等）。我自认为，我并不反感做她提出的这些课题；恰恰相反，我还会觉得这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真的值得探索。但前提是，她提出的这些内容必须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科学问题，而不是由于她没有及时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而导致的知识盲区，这是真实存在过的先例。
Where-我要做什么——也是询问，也是安排
随后，她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你真决定了要一辈子过那种舒适的生活吗？”
这个问题的缘起，是在之前我与她的谈心谈话中，她曾问过我关于我的理想与志向。我和她说，我希望做一个临床医生，不希望为了帽子、职称和科研卷生卷死；我想回天津，因为那边入职时对科研的要求，据我了解，并没有长沙这么高。
这次，当她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，我的内心其实在想，“难道我就不配拥有一个安逸的生活吗？”但我还是回答她，我并非单纯追求舒适安逸，而是我抗压能力不足。紧接着，她问，“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抗压能力不足”？我说，“我感觉自己比较容易焦虑”；她说，“优秀的人都焦虑，我也焦虑，我面对还没解决的问题时也会……，这不叫抗压能力不足”，“你只要学会排解自己的情绪，找到合适的出口就可以”。这个对话到这为止就截止了，我也没有继续延伸下去。
我明白，她说的“努力”与“未来”，是想和我说“我将来要去哪”的这个问题；因为她之前和我说过，去中日友好医院做博后的事情，我当时的态度比较倾向于拒绝，并非是我对中日医院不感兴趣，而是我不想再为了帽子、为了科研，卷3年博后；我更希望尽快参加规培，走上临床工作的正规。好消息是，在她看来我的综合素质的确还算优秀，她也多次和我直言，“我的综合素质在她学生中算是非常优秀的”，要我“相信她的判断”。但时至今日，我仍然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坚持我不想做博后，尽管这可能意味着我在世俗意义的评价上可能“不算成功”，甚至“泯然众人矣”。或许，在我看来，科研是一条充满不确定、充满名利追逐、无法为我所需的意义感补充燃料的艰险征途；然而，我也知道，临床工作也充满了艰难险阻，其中所潜在的问题，比如上级的推诿、病人及家属的恶意举报、朋辈的“不粘锅”心态都会比较显著的打击我的自信心，然而，我还是喜欢临床工作中的那些“小确幸”，比如每正确诊断一个疾病，写出一个和标准答案大差不差的诊疗方案，问诊和体查发现一个阳性体征所带来的成就感，比如每次在跟门诊时，把患者引导出门后，追问一句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”所给我的超我带来的满足；比如患者的一声谢谢、一个微笑、一句肯定所带给我的哪怕只能持续一刻的温暖。这些小确幸在科研工作中未必全然无存，但在我看来，如果给科研套上一个“非升即走”、“X年必须产出XXX”的缰绳，那这些小确幸将会变成鸡肋。鸡肋者，食之无味而弃之可惜也！
她似乎认为我是坚定的排除了一些选择，并且在多次谈话中都反复的提醒我，“不要过早地排除自己的可能性”、“都要尝试一下”。诚然，我现在排除的，其实主要是“做博后”这一条路，。当然，这条路所捆绑的，就是“好医院”、“大平台”等她眼中“十分重要的东西”。似乎在她的叙述中，她当年“蹉跎到34岁（2006年），到了日本做科研才知道SCI论文，才知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，然后意识到湘雅的平台太小了，都不知道这些，随后才知道科研的可贵”。这个叙述在我看来，已经不适合当下的环境了。当下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，与20年前相比早已天翻地覆，平台在信息获取的领域已经不再起到决定性因素。但必须要承认的是，有些机会，只对特定平台（或者一定水平线上的平台）开放；这些机会以科研机会为主，但也肯定包含了大量临床机会；它们的共同点就是，都是我自己通往世俗意义上“成功”的终南捷径。
但，这种“成功”，似乎已经被我排除了。
现在世俗意义上对一个人成功与否的评价，无外乎就是看他的收入与地位，而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医生来说，和帽子、头衔、科研成果又无法分开。打个比方，在相同的医院，如果让你评价“A住院医师”和“B主任医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xxx委员、xxx获得者，连续多年获评xxx，主持国自然面上项目xx项”孰优孰劣，我想大部分人会首先觉得B比A“成功”，进而感叹“B当年的事迹如何如何，因为运气/实力/二者兼备才走到了今天，主任不愧是主任，看问题就是犀利；反观A曾经也很优秀，但因为错失了xxx从而泯然众人”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，B的工资可能是A的数倍以上，B所能撬动的资源和支配的人力也远非A所能相比。但，作为一名医生，真正说治病救人的水平，二者或许相差无几；甚至说，我也听闻有些医生“只会科研，不会看病”，虽然我相信这肯定还是少数，至少我希望如此。说回到科研，B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已经脱离科研环境很久了，他们或许已经很久没有亲手摸过移液枪、养过细胞，也很少在自己动手设计一个完整的课题，对于AI的了解也仅限于“豆包”和“DeepSeek”，但别人说起他们依旧会说，“B老师的科研做得很好，发过xxx分的文章，拿下了xxx课题”。但实际情况却是，B的手下有一群A，正是在这些A的工作下，B作为“通讯作者”或“项目负责人”拿下了这些成果；当然，A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受益者，这些课题让他们申请奖学金、顺利毕业、申请博后、博后出站、通过简历审核、成功入职。入职之后，他们也会慢慢成长为下一个B，拥有自己手下的A，继续维系着这样的循环。
When-我该怎么做——何时、何地、何为？
这部分的内容似乎贯穿着我们整体的对话，也包含了学业上、科研上和为人处世上的等等方面。必须要客观评价的是，老板并非无病呻吟，她的建议大多非常中肯，也是一个过来人对我的谆谆教诲，有一定的价值；当然我也不应否认的是，这些建议中有一部分属于“模棱两可”、“仅供参考”、“权责自负”的内容，属于是为了要我完成她当下布置的工作而对我说明的内容。
首先，对于学业上，在她给我布置了工作之后，我和她申请要晚些开始，因为我7月份要冲刺雅思，8月份要准备博士资格考试。她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，并且也为我明确了，这些对我而言都是属于“紧急且重要”的事情。我很高兴这一部分我与她能够达成一致，也很欣慰自己能借着这些机会获得一定的喘息时间。
其次，在科研上，我和她说明了我现在面临的困难，也即“我的精力无法兼顾学业、科研与杂活”，她对我说的是“你可以并行，每个时段干每个时段最重要的事情；并行不能兼顾则需要取舍”。这个在我看来就属于是一种“场面话”了。至于她一贯主张，并反复和我说明的“科研与临床不能割裂”，“这两个事情可以相互指导、相互促进的”等话语，在我脑子里会被自动翻译为“现阶段老板的任务肯定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”。
最后，说到人际关系。我自认为是一个人际关系处得不错的人，平常也算情商在线，和组里大多数师兄师姐也关系不错；但这次是她第二次和我说，“要和师姐们搞好关系”，“群众基础要牢固”之类的话。其实，对我而言，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猜测，背后对我有意见的人我也知道是谁（下文以师姐C和师姐D代称）；但这件事距离发生也已经过去了快1年的时间，在现在老板再次“旧事重提”，我不理解。
但今天和师兄E就此的一番对话仍然让我“大开眼界”，具体的内容不便在此叙述；但不得不让我深思的是，我所掌握到的最新“情报”，与我一直以来对部分人（比如师姐C、师姐D、小导师以及与我对话的师兄E）的主观综合评价是能够相互匹配、相互印证的。我也很诧异，他们为何会对“不亲自做实验”这个事情对我的小导师表现出如此大的敌意和边界感，认为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”，进而产生一些抵触和排挤；并且他们对帮他做事的我也有同样的边界感，进而产生所谓的“沟通困难”。我知道他们都曾经是学硕，现在虽然是专博但也是在做和学博一样的实验工作，都是熬过了实验的苦海才走到今天，获得了这些“成绩”（主要是指发表的论文和拿到的课题）；但我仍然无法理解，他们对我小导师的疏离居然来自于“他以前也不自己做实验”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一些难以判断真假的猜测与指责。如果他们能因为“你没有受过和我们一样的苦难”而排挤一个人，那他们将来成了上文中的B，毫无疑问的是，他们会对手下的A做出与现在一样，甚至更加过分的事情（因为那时他们所面临的压力肯定比现在的B要高得多）。
所以说，洋洋洒洒这些字，似乎也没有一个主题；但又似乎都围绕着一个困惑展开——究竟什么才是“正确”的选择？和光同尘，在师姐C、师姐D们看来是正确的，但我必然会更加痛苦，也会失去现在由于实验外包所带来的休息时间；玩命卷科研，在大导师看来是正确的，但同样的，我会更加痛苦，要重构我的认知和行动；坚守本心，在我看来是正确的，但或许也确实意味着“泯然众人矣”，意味着在未来我可能会是那个被压榨的A，而不是那个有权支配别人的B；那么在将来的某一天，或许我也会感到同等的痛苦，痛苦于自己的郁郁不得志，痛苦于被迫进行低水平、重复性劳动，痛苦于在他人的评价中，我曾经是那个“成功者”，但现在不是。
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、选择同样爆炸的社会，看上去似乎每个人都有权定义自己的生活；但细细看来，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窗口非常狭窄。有权定义，并不代表你定义的活法就一定能活下去，这就是最现实，也是最让我迷茫的关键症结。现在，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；现在，我能做的只有坚守本心，面对各式各样的评判，关心那些我在意的、考虑那些在意我的、屏蔽那些我认为别有用心的。这样做，有得也有失，得者无需多言，而失者则会令我颇为痛心；我会失去一些“群众基础”，会失去一些“逆耳忠言”，还会失去一些普世价值上的“成功标志物”，比如金钱、地位与权力。但我现在又还能做什么呢？
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；但如果硬要削足适履，千里之行势必伴随着钻心剜骨的疼痛。然而同样的，如果我没法找到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子，未来的漫漫征途我也势必会被磨得血肉模糊，最终遗憾退场。那问题就回来了，我又该如何去做？
我现在无法给自己一个兼顾当下与未来的答案，但我想总会有一条潜在的小径等着我发现；在发现它之前，我能做的只有坚守本心而已。
待我以礼，还之以礼；待我刀兵，还之刀兵。